一定需要熊膽嗎？

人工養熊及活熊取膽的技術，最早是1980年代由朝鮮人發明的，由于地緣接近，東北是中國最早開展活熊取膽的地區，也是目前為止養殖取膽熊規模最大的地區。到了1990年代，活熊取膽從東北擴展到全國很多省份，成為一種發家致富的經濟產業。

盡管活熊取膽為養殖戶創造了經濟收益，但殘忍的取膽方式，還是讓大多數人不能接受，活熊取膽很快被媒體曝光，引發了國內外的關注。一些動物保護組織也開始參與對取膽熊的保護，并呼吁政府徹底禁絕這一產業。

但另一種聲音對活熊取膽有著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熊膽制品有著很高的藥用價值，只要盡量改善活熊取膽技術，就應該保留這一行業的存在。當然，謝羅便臣不認可這樣的觀念，龍橋黑熊救助中心用詳盡的調查報告證明，從圈養熊身上獲得的膽汁，并不像商家所說的那樣對人身體有益。既然使用熊膽制品并沒有那么多的好處，那么這個市場就不應該存在。

龍橋黑熊救助中心2007年發布報告，在救助中心因病死亡的取膽熊中，37%死于肝膽系統的癌癥，醫生推測癌癥的發生，可能與取膽引起的慢性炎癥、感染有關。這意味著，消費者購買的熊膽，很可能來自一只病入膏肓的熊，而且它患病的器官，正是分泌膽汁的肝膽系統。如果是這樣，膽汁的衛生狀況和所謂“藥效”，著實讓人擔心。

盡管熊膽具有藥用價值，但并非不能夠被其他中草藥替代，很早就有中醫研究者提出，一些中草藥完全可以用來替代熊膽。在傳統中醫學里，熊膽以苦寒之性，被用于清熱、解痙、明目、護肝、驅蟲，在中醫傳統文獻中，多種草藥也有同樣的功效。比如蒲公英、野菊花等。從這個角度說，使用熊膽制品不僅是不應該的，也是沒有必要的。

說服公眾放棄使用熊膽制品，也是“亞洲動物基金”推動禁絕活熊取膽行業的一個手段。今年2月，成都市33家藥店加入了“治療無傷害”活動，這些藥店把“本店不售賣熊膽制品”的大幅海報掛在店門口，一些藥店拿出熊膽制品存貨當街銷毀。

殘忍的活熊取膽仍然存在，但人心的覺醒卻總能給禁絕活熊取膽的歷程帶來希望之光。21日，因為修路堵車，裝載著10只熊的車隊被困在陜西與河南交界處的高速公路上，綿延20公里的大型貨車長龍，把運熊車死死地夾在中間。

醫生們檢查熊的身體狀況時發現，一只黑熊一路上幾乎沒有吃任何東西，而且體溫很高，醫生估計它已經有30多歲，醫生們判斷黑熊體內一定有嚴重的炎癥，需要緊急手術，如果得不到及時的治療，這只熊很可能堅持不到車隊到達龍橋救助中心的時刻。

無奈之下，“亞洲動物基金”的工作人員想到與交警溝通，希望交警能夠幫助他們把病熊送到有醫療條件的地方，讓隨隊的獸醫給熊實施緊急手術。工作人員找到正在執勤的交警，說明情況。讓他們意外的是，警察絲毫沒有猶豫和懷疑，非常同情病熊的處境，馬上表示可以幫助他們尋找最近的醫院。

警車帶領裝著重病黑熊的卡車，駛入專門疏通的“綠色通道”，東拐西繞，找到了一家小醫院。警察在路上提前聯系好醫院的負責人，車輛到達的時候，醫院已經準備好了手術需要的氧氣、手術燈等等。

“給我們帶路的警察需要回到高速公路繼續工作，我們的手術是在室外進行的，當時圍觀的當地群眾很多，為了不影響手術的進行，交警還聯系當地派出所警察，幫助我們維持秩序。”因為得到警察的接力幫助，重病黑熊迅速完成了手術，平安到達龍橋黑熊救助中心。▲

我的目標？當然是關閉所有熊場

記者/黃 祺

英國人Jill Robinson 有一個“別扭”的中文譯名——謝羅便臣，這是按照香港的習慣翻譯的。謝羅便臣在香港生活了25年，她之所以創建“亞洲動物基金”，完全是因為與一只黑熊的“緣分”。

1993年，謝羅便臣跟隨導游參觀廣州郊區的一家養熊場，她不經意間獨自走進了養熊房。眼前的景象讓她震驚：黑暗里，幾十頭黑熊被關在無法轉身的小籠中，它們的膽囊處都插有一根金屬管，上面滿是膽汁流出的痕跡。因為劇痛，這些熊拼命用頭撞著籠子，發出一陣陣的低吼和咆哮。

突然，謝羅便臣覺得肩膀被輕輕拍了一下。一回頭，竟是一頭母熊從籠里伸出前掌搭住她的肩。本能地，謝羅便臣一下子握住了熊爪，母熊也輕輕地捏了捏她的手心。對視中，“它的目光刺穿了我的心”。5年后的1998年，謝羅便臣在香港正式創辦了亞洲動物基金會(AAF)。同年，因為在動物保護方面的貢獻，英國女王向她頒發了“帝國榮譽勛章”。

長期生活在香港的經歷，讓謝羅便臣學會了一套東方式的做事哲學，她不喜歡“激進”，并深信人性的善意終會被喚醒。盡管謝羅便臣不愿多談如何與官方打交道，但可以想見，對于如何在官方、養熊戶和公眾之間保持平衡，她已經相當在行。

《新民周刊》：拯救黑熊計劃最終的目標是什么？

謝羅便臣：當然是關閉所有的熊場，讓更多的熊過上更好的生活。

《新民周刊》：你覺得什么時候可以達到這個目標？

謝羅便臣：其實，現在目前國內每年生產7000公斤熊膽，但消費只有4000公斤，有大量的熊膽是被囤積的。我們建議政府能夠在5－10年內禁止養熊業，我們會跟養熊戶聯手，一起讓這個行業走向終結。

《新民周刊》：這次你們從山東接走了10只熊，與大規模的養熊場相比，數量并不多，這樣的行動更多的是社會影響上的價值嗎？

謝羅便臣：是的。這是山東最后一個養熊場，關閉它對于公眾來說是一個很好的信息，并且我們和很多人合作，比如媒體，這個過程可以告訴大家，取膽熊就是生活在這樣的環境里，它們被囚禁在籠子里，有的有10年以上的時間，這是非常殘忍的。

《新民周刊》：問題是，你們救援的能力是有限的，中國有那么多取膽熊，你們不能把所有取膽熊都送到救助中心去。

謝羅便臣：救助是我們最基本的工作，因為如此殘忍的養熊行業，不僅會殘害很多熊，而且對人的健康也沒有好處。除了救助中心，我們給政府很多選擇，比如我們希望可以跟養熊戶合作，給熊更好的生活條件，比如讓熊可以經常到戶外活動，有足夠的水和食物，有比較舒適的地方，像我們救助中心一樣，讓一些熊可以群居在一起。

《新民周刊》：說服養熊主改善熊的生活環境應該很難吧？因為這會增加他的成本。

謝羅便臣：對，這是很有挑戰的。我們會與政府和養熊戶討論成本的問題，也會向國際社會進行呼吁。我們不會直接補貼給養熊戶。我們認為解救取膽熊，是每一個人的責任，也是政府的責任。這并不僅僅是一個動物福利的問題，而是一個與每個人有關的社會問題。所以我們只是去游說政府，告訴他們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新民周刊》：你們怎樣決定去哪些熊場去救助取膽熊？

謝羅便臣：我們都是與政府合作，政府決定哪些地方是我們可以去救助的。

《新民周刊》：在你看來，是說服消費者不要使用熊膽制品更加困難，還是讓政府部門改變對活熊取膽行業的看法更困難？

謝羅便臣：這兩個都是很難的。面向公眾來說，公眾的反應一般來說都是比較積極的，而政府有自己的做事原則。我們與政府合作有很多年了，我們有很好的政府方面的合作伙伴。

《新民周刊》：熊膽制品市場是否已經在萎縮呢？

謝羅便臣：事實上我們不清楚中國市場的情況，但我們知道中國仍然存在非法的黑市，讓熊膽制品流向東南亞國家。這些年養熊戶的數量在下降，但取膽熊的數量可能還在上升。所以我們希望政府能夠要求養熊戶不要開展熊的繁殖。

《新民周刊》：你在中國從事動物保護方面的工作已經20多年，你能感覺到中國的公眾在動物保護方面觀念的改變嗎？

謝羅便臣：是的，改變了很多。剛開始的時候，我們的一些活動的信息，被看作非常敏感。但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幫助我們傳播動物保護的觀念，就像今天這樣的救助活動，吸引了很多媒體。這樣的傳播可以讓更多人了解到活熊取膽這個行業真正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