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記者 潘曉凌 實習生 雷磊 胡嘉欣

■編者手記：“父母皆禍害”？代溝是一種傳染每一代人的病毒。

也許三十年后，沉醉于“父母皆禍害”小組的成員們的孩子們像80后現在一般大時，看到這篇文章，將會嘲笑他們的父母居然只會說家鄉話、普通話和英語；居然 還在看紙質書，聽CD；喜歡帶副蠢笨的大眼鏡，歡天喜地地看一種叫3D的過時電影……

“父母皆禍害”，這是一個擁有近7000名成員網絡討論小組的驚悚名字，“禍害”，80后子女形容50后父母。

他們的父母多為小學老師，在子女眼中，是一群“僵化的國家教育機器的最末端執行者”，他們“逃得掉沉悶無趣的小學，卻永遠也別想從父母那兒畢業”。

“家是世界上最沒法諒解的地方。”這里一個時代與另一個時代對峙。

加入“父母皆禍害”網絡討論小組之前，28歲的方馨已經向父母“宣戰”了14年。“戰斗”的手段包括：考上一所遠離家鄉的大學，不看新聞聯播，不看春晚，不按時吃飯，不入黨。最后一場大型“戰役”爆發于一年半前，導火索是父母認為她該做媽媽了。

成為“父母皆禍害”小組的一員后，方馨不再糾結于自己的“大逆不道”。和這個根植于文青大本營豆瓣網之內，擁有近7000名成員與一個驚悚名字的討論小組相比，方馨與父母的“戰爭”就“交火”的觀賞性而言，簡直平庸得不值一提。

小組連組規都充斥著旗幟鮮明的戰斗性：我們不是不盡孝道，我們只想生活得更好。在孝敬的前提下，抵御腐朽、無知、無理取鬧父母的束縛和戕害。那些擊中兩代人關系痛點的帖子，總會迅速引起強烈共鳴，及上百條跟帖。

與方馨在現實生活中展開的“戰斗”一樣，這些虛擬的硝煙都是單方面的。據組內調查，該小組成員的普遍身世背景為：生于1984之后，傾向于相信世界是以自己為中心的；從小便開始接觸網絡，沒有什么不可接受的觀點，也沒有什么不容置疑的權威。

而他們的父母多為小學教師，最愛看CCTV，禍害，這個詞對于他們而言，只用來形容過萬惡的舊社會，美帝國主義，以及麻雀；極不擅長使用網絡，幾乎沒有可能加入到這個小組，朝兒女們打一場自衛反擊戰。

這些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常被喻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父母，在他們子女眼中，卻是一群“僵化的國家教育機器的最末端執行者”，他們“逃得掉沉悶無趣的小學，卻永遠也別想從父母那兒畢業”。

50后與80后，這兩代人分別出生、成長、思想定型于1949年以降中國社會所經歷的、前后兩個完全斷裂的30年。裂縫之間，激蕩著左與右的博弈，退與進的拉鋸，集體與個人的沖突，物質與精神的失衡，經濟基礎與上層社會的位移……

他們成了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既親近又最疏遠的父與子、母與女。

“順我者昌逆我者呸”

互聯網新生代熱衷投奔志同道合的組織，或者，干脆自己成立一個組織，崇尚腔調，語不驚人死不休。

“父母皆禍害”小組只迎來過一名“敵軍”，一位高一女生的母親，很快被驅逐。

“父母皆禍害”出自英國作家尼克·霍恩比的小說《自殺俱樂部》，少女杰絲在姐姐出走后，與陷入神經質的母親及任教育部長的父親關系愈發緊張，在小結自己失敗的青春期時，杰絲如是說。2006年，張坤將這本小說翻譯成中文，并推薦至豆瓣網。

2008年1月，一名豆瓣網友邀她加入其新成立的小組，并擔任小組管理員，組名就叫“父母皆禍害”。

張坤接受了任命。作為資深豆友，在上海某英文報任文化記者的她并沒覺得這個小組離經叛道，她同時還在混“皮膚過敏”小組，“自取其辱”小組，“我們都是拖延癥”小組……

這些正流行于各大社交網站的小組，被公認為是互聯網新生代的人際網絡與生活方式，他們熱衷投奔志同道合的組織，或干脆自己成立一個組織，崇尚腔調，語不驚人死不休。

張坤認為，這不過是年輕一代爭取話語權的一種方式。她來自孔子的故鄉山東，家鄉街道的墻上至今還反復刷新著“二十四孝”的內容，那堵墻，據說曾祖父那代起就一直豎著。“父母皆禍害”小組成立兩年后，組員發展至近7000人，規模在豆瓣屬中等偏上。話題每天都在更新，主題旗幟鮮明地集中于一點：如何對付父母？首頁上，幾篇被視為經典且指導性強的帖子長期置頂——如何高效地anti-parents（反父母）？讓我們不要重復他們的失敗人生；你是否在重復父母的錯誤……

父親節前夕，另一個熱衷玩投票的社交網站開心網做了一個關于兩代人關系的調查，投票結果顯示，50后一代父母最大的問題是：控制欲太強，不尊重孩子隱私。

不過，這些都是網絡世界中的抱怨，一個為生于1950年代的父母所不擅長的世界。這仍然是一場不對等，并且趨向于自我封閉的“戰爭”。

過去兩年中，“父母皆禍害”小組只迎來過一名“敵軍”，一位高一女生的母親。這名會上網的母親發現女兒與她之間的交流越來越少，關系越來越冷淡，特地找上門來，試圖與女兒的同齡人們交流。

小組成員沒有給她機會，他們驅逐了這位母親。理由是，這兒的組員都是一群受過父母傷害的孩子，他們只想互相取暖，不需要和解。

此外，他們還驅逐所有敢于宣揚熱愛父母言論的組員，他們要求組內只能存在一種聲音，“反對父母”。

方馨一直在小組里潛水，在現實世界里，她從來沒有以“敵方”的形象出現在父母面前，也絕不會像同齡人在網絡中所呈現的“順我者昌逆我者呸”般盛氣凌人。盡管這名出生于小學教師家庭的女孩針對父母的隱秘“戰爭”從14歲就開始，并持續至今。

小學老師的孩子特倒霉？

母親當場發飆，“魯迅怎么會錯？！國家教委怎么會錯？！”

有目擊者稱“父母老拿班上年級里第一名跟他們比，我經常在老師辦公室看到他們哭喪著臉的子女，而且完全不管周圍有多少人。”

方馨從反抗父母不讓熬夜看書、不讓涂指甲油等雞零狗碎的“游擊戰”升級至一場有預謀、有計劃的“持久戰”，分水嶺出現于小學高年級。

在一節教授魯迅作品的語文課上，方馨舉手向任語文老師、班主任的母親就一處表述提出質疑，“要么是魯迅寫錯了，要么是國家教委編錯了！”母親當場發飆，“魯迅怎么會錯？！國家教委怎么會錯？！”

堅決不認錯的方馨最終受到最高處罰——在全年級面前高聲朗讀檢討書，重復三遍，“是我錯了！”

盡管成績從小到大一直保持優異，方馨的奇思怪想仍然讓母親時刻擔心。

方馨父親是鐵路火車司機，按規定的時間睡覺，規定的時間起床，規定的速度開車。父親性格溫和、隱忍，惟一不可忍受的是，既定的生活節奏和規矩被打破。比如，方馨看書看到興頭上，總不愿按時睡覺、吃飯。

這是一對50后父母的典型面孔——

自有記憶開始，他們便接連經歷各種政治運動、天災、人禍，國家政策與生存需要使他們各自擁有眾多兄弟姊妹，只有互幫互助才能生存下去，這培養了他們對集體主義樸實而忠貞的信仰；

他們一家生活在鐵路家屬區，那是一個自成系統的獨立王國，從鐵路運輸法院到醫院到小學、中學一應俱全，這導致他們天生對組織與單位持以高度的依賴與信任；

他們喜歡用“不三不四”來責怪方馨的非主流想法，在他們的認知體系中，世界本來非黑即白，不姓“社”就姓“資”，他們從小就被告誡只能以辯證唯物主義武裝腦袋，解釋經濟、政治、美學、新聞……

他們年少時很快就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日后在80后子女面前，他們之間可以交流的話題，和路人甲乙在旅行途中相遇時的寒暄，沒多大區別；

最嚴重的問題在于，他們已習慣于生活、就業、房子、生育統統被國家有計劃地安排好，他們也就習慣性地想為下一代安排好一切。

周瑞，武漢某名校新聞系本科生，父母均是湖北省教育系統官員，利用手中人脈，為女兒鋪好從幼兒園到念研究生，甚至就業的路。他們對女兒越來越減少回家的次數，尤其對其試圖脫離安排感到失望和不解。

在他們看來，對女兒的愛，就是為她的未來鋪平道路；而在女兒周瑞眼中，愛即放手，因為“他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初中畢業后，方馨成功考入外地重點高中，如愿以償開始獨立生活。每周，方馨都會收到母親寄來的信，那是一種標準小學生作文體的文風，比如，“香港準備回歸祖國大陸了，我和你爸爸都為是一名中國人而感到自豪”；“你即將迎來高考，我們都為你的刻苦學習精神感到驕傲而又擔心……爸媽相信你一定會長成國家的棟梁”……

在“父母禍害”小組里，父母是小學老師的豆友回憶往事，怨氣難平，“卷子還是熱的，我媽就把我叫去大罵一頓”，也有目擊者稱：“老師的孩子特別倒霉，父母老拿班上年級里第一名跟他們比，我經常在老師辦公室看到他們哭喪著臉的子女，而且完全不管周圍有多少人。”

在他們看來，小學老師，不管是被迫無奈或主動隨著教育大機器把活潑聰明的孩子教“死”，他們最深重的罪孽在于“自己被洗腦就算了，還對小學畢業N年的兒女進行持久性的無孔不入的禍害”。

小學老師的孩子特倒霉？ （梁偉馳/圖）

這時代與那時代對峙

每到新聞聯播和春晚時間段，方馨都刻意坐在父母身邊，盡可能自然地對父母進行“思想啟蒙”。

作為管理員，張坤的職責是刪除帶人身攻擊的過激帖，調節組內氣氛。不過經她手的刪貼不多，在她看來，這個小組存在的最大意義就是發泄。“許多人的困境高度相似。我們兩代人之間，不是杰絲與她當教育部長的爸爸之間的問題，也不是她出走的姐姐與母親之間的糾葛，”她說，“而是一個時代與另一個時代的對峙。”

父母有他們停步的原因。畢竟掌握這個時代話語權的，仍然是與他們同齡的佼佼者。方馨、周瑞父母至今看得最多的電視節目，仍是新聞聯播、春晚、黃金時段的主流電視劇；讀得最多的報紙，仍是當地黨報、都市報。

其所延用的腔調、風格與主流價值觀，成為兩個斷裂時代之間最穩定、變化最小的領域。

2000年，方馨考入北京某名校。兩年后，父母到北京看她。方馨正想著該帶他們去宋莊轉轉，還是到東直門附近的各劇院看場話劇，母親卻要求先去天安們和毛主席紀念堂。

在紀念堂的長隊前，方馨陪著父母夾在一長串四五十歲的叔叔阿姨中間，莫名感到一種不自在。終于站在毛主席的水晶棺前，方馨發現母親哭了。“她說，當年我作為紅衛兵串聯到北京，還幸福地親眼見到他在天安們上招手。”

之后每年寒暑假回家，每到新聞聯播和春晚時間段，方馨都刻意坐在父母身邊，盡可能自然地對父母進行“思想啟蒙”——

“爸、媽，我從學校帶回幾張碟，意大利導演托納多雷的作品，我們看電影，不看春晚了行么？”

這一烙印還表現在——

母親像患有強迫癥似的，每次非要將粘在電飯煲、碗沿，甚至掉在桌上的飯粒收集起來，吃掉，才算松口氣；

父親像跟電有仇，會定時檢查家里還開著哪些不必要的電器，每天晚上七點鐘，父親只允許客廳亮一盞臺燈，在昏黃的光線里一動不動地收看新聞聯播。

在方馨的“持久戰”漸漸消沉下去時，22歲的江燁剛展開與父母的“戰爭”。2006年，江燁保送浙江大學，在認識幾位志同道合的校友之后，她開始海量看書、看電影、泡豆瓣。

在豆瓣她的首頁上，記錄著數百本已讀過的書，數百張已看過的碟，數百名豆友，近百個常去小組——當然包括“父母皆禍害”。志同道合，而非血緣關系，成為她最重要交際標準，她擁有好幾名密友，彼此分享最私隱話題，即使是他們從沒見過面。

父母對她大學之后遠近親疏的變化大為光火，“在他們看來，沒有比家庭成員更重要的人了，”江燁語氣中頗帶自豪，“而我卻偏要在家庭聚會上早退去見網友，在他們看新聞聯播、春晚的時候上網。”

在就業選擇上，兩套邏輯有如雞對鴨講。最終的妥協方案是，江燁必須保證畢業后進入一個穩定的單位，最好是公務員。

“雖然我沒辦法跟他們解釋清楚，‘單位’這個詞是在英文中找不到對應的詞兒，即將從我們生活中消失的概念。”江燁說。

兒女是他們惟一的信仰

方馨認為，宗教能讓她內心平靜，從容面對生老病死。而在父母看來，“信上帝有什么用？”

如今，“矛盾就這么輕易地被一團肉乎乎的嬰兒解決了。”方馨笑說。

2004年方馨大學畢業留京工作后，一度緩和的家庭關系又開始變得緊張。緣由是父母執意搬到北京同住，將家鄉的房子賣掉，供女兒女婿提前還完房貸。“好幾十萬的高利貸啊，”父親至今都不習慣講商業貸款，“欠人家這么多錢，你們晚上睡得著嗎？”

對金融工具的抵觸，是50后父母的生理性反應。除掌控著當下話語權、最優社會資源的同齡精英，絕大多數普通的50后父母至今還住在單位的福利房里，不習慣欠人錢，不用信用卡，不敢預支未來。

眼下，他們卻又紛紛承擔起奮斗在一線城市，即將成家立業的子女們最頭疼的立足成本——房子。開心網曾組織過一次在一線城市買房調查，80%的參與者承認，首付甚至全額支付房款，來自于父母。

在大多數情況里，50后父母，而不是他們剛出道，微薄工資還不夠填廁所地縫的80后子女，成了天價房時代的“房奴”。

方馨與先生抗拒用父母的錢，對長期共同居住也感到糾結。來北京居住不久，母親就開始催方馨生孩子，并在做完一切可以搶到做的家務之后，會拿出隨身攜帶的一團毛線，開始為不知何年何月才會誕生的外孫織毛外套。“以前，集體主義是他們的信仰，現在，兒女成了他們惟一的信仰，”方馨說，“母親總說，父母活著的意義，就是為子女服務。”

有更極端的“為子女服務”的故事，梁小利，生于1984，家鄉偏居廣東農村。大學畢業在佛山謀到一份教師工作后，在家務農的父親卻因為了給在大城市上學的女兒攢學費，長期在烈日暴曬下干體力活，被查出患上黑色素瘤，一種皮膚癌癥，晚期。

方馨最終決定要孩子，緣于計劃外的懷孕，方馨父母也意外體會到女兒沒入黨的“好處”。大學期間皈依天主教的方馨無法接受墮胎。

這點一度成為方馨與父母之間的嚴重分歧。方馨認為，宗教能讓她內心平靜，從容面對生老病死。而在父母看來，“信上帝有什么用？”而且，早年的教育讓他們堅信，一切宗教都是唯心主義。

如今，“矛盾就這么輕易地被一團肉乎乎的嬰兒解決了。”方馨笑說。

生產后，方馨將大部分精力投注到了女兒身上——托同學從香港快遞奶粉，甄選嬰兒早教機構，極力游說父母，還是別一次性還清房貸，將手頭余錢買套學區房，盡力讓女兒從小學到大學，都能上北京最好的學校。“母親那時就笑了，”方馨說，“說我還不是和他們一樣，將自己期待的模樣，早早就強行施加到了她可憐的外孫女頭上。”

當媽媽的方馨每天上網的時間大大減少，她也很少再去逛“父母皆禍害”小組了。“父母皆禍害”管理員張坤注意到，兩年里，小組成員的流動性很大，活躍的組員總是一撥一撥的，每天都有新人加入，每天也都有人悄悄離去。

江燁還在里面潛水，絕大多數情況下，她就看著，不說話。在現實生活中，她一如既往地是父母的驕傲與精神支柱。和幾乎所有組員想的一樣，她這輩子都不會告訴父母世界上存在過這樣一個小組，而且，她還是其中的一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