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人結伴維權兩年

事實上，從2008年開始，染病的李廷貴等人已紛紛主動離開煤礦，或被煤礦老板解雇，結伴走上了一條漫長的維權之路。

兩年間，7人的足跡遍布思南縣和貴州省的衛生局、安監局、鄉企局、勞動局，以及貴州省總工會等部門，他們的上訪請求多數時候被轉移到地方政府，但事情始終未得到解決。

這些來自農村的維權者家里的農活兒，自然全都落在了妻子身上。李廷貴的妻子田維芬告訴記者，因為家里沒錢求醫，她支持丈夫去上訪維權，以期得到些賠償金來治療他的病體。

68歲的孫秀凡是塵肺病二期患者孫凡兵的父親，他說始終支持兒子爭取自己的權利。李廷貴死亡后，他很擔心，給兒子打了個電話，“想曉得他們在哪里，這樣我也就放心了。”

今年3月下旬，李廷貴、孫凡軍、田景勇三人到遵義接受遵義市肺長安中草藥開發研究所醫生的免費治療。孫凡軍說，這個治療還是有些效果，“沒以前咳嗽得厲害了。”

3月31日，貴州省總工會幫扶中心主任王家珍一行來到遵義，慰問在此接受治療的李廷貴等時承諾，會出面為他們維權。“不管再大的困難，省總工會將負責到底，直到討回公道。”

4月初，他們的維權請求，被貴州省總工會移交到思南縣總工會。

思南縣總工會主席梁亞說，自從接到任務，他就一直沒有休息過。

4月3日，思南縣成立了專門的處理小組，成員由思南縣總工會、縣安監局、縣人事與社會勞動保障局等相關部門組成，思南縣副縣長馮華擔任組長。

之后，思南縣總工會這個“企業和工人之間的橋梁”，開始將煤礦企業和7名礦工的各自訴求轉達給對方。

期間，這個小組曾到香壩鄉碗水村的9名塵肺病患者家中了解情況，每人發了300元的慰問金。

4月上旬，思南縣開始要求全縣3家煤礦對近800名礦工進行體檢。并且，“縣里面加大宣傳力度，到廠里宣傳從事該職業易患什么病，如何防范。完善勞動合同，比如挖煤按《職業病防治法》就應在勞動合同中，把該職業可能造成的危害告知工人。”梁亞說。

煤老板的“人道主義”

思南縣總工會介入3個多月，塵肺者們的維權仍然膠著。

梁亞告訴記者，7名礦工一開始就想一次性賠付。

期間，“有一次，提出走法律程序，我們表態會提供律師幫助，但后來他們又不干了，覺得時間太長，光是工傷認定就要半年。”

梁認為，工人們之所以希望一次性賠付，一是因為“拖不起”，二是因為用工關系比較復雜，曾在多個煤礦間流轉，不易認定。

“他們每一次來，我們都是熱情接待的，50元一天包干，住在旅社。（我們）告訴工人還要向領導匯報，他們不走，叫他們找企業，他們也不去。其實我們很難的，我們沒有行政處理權。”

冉如富則說，在3個多月里，這個小組共召集他們協調了18次，除了最后一次協調外，煤礦老板均未露面。梁亞對此的解釋是“雙方對賠償金額互不讓步，在一起也就是吵架”。

“我們找企業做工作也有六七次了，有時候安監（局）和鄉企（局）去，我們就跟著去。最初，企業不想負責，（因為）礦工是2008年初離開的，他們認為這些礦工在他們廠工作時間不長，后來我們講了些法律，他們愿意從人道主義出發做一點表示：即一期1萬元，二期2萬元、三期3萬元，工人挖煤歷史比較長，說不清楚在哪個廠患病的，現在有些廠垮了，找不到人。”梁亞說。

煤礦老板愿意做出的“人道主義表示”，數額恰好是礦工們最初所提賠償數額的十分之一。對于“一期10萬元，二期20萬元，三期30萬元”的要求，梁亞表示，“按照《工傷賠付條列》，這個超出不多，但從價格上講還是不太合理，應該就按條例定。”

“根據職業病防治法，在廠里工作染上病的，如果認為不是在廠里染上，企業方要拿出相關證據。”這個證據，對于企業方而言，無疑也成了一大難題。

思南金玉煤礦老板李賢華在電話里對記者說，他的煤礦欠下外債1000多萬元，已經難以為繼了，“如果企業能拿出錢（賠償），政府早就采取強制措施了。”

有知情人透露，實際上煤礦還擔心另一個重要問題：若賠付了這7名礦工，可能還會有更多的染病者上門索賠。因為2007年當地疾控中心對全縣從事粉塵作業的六七百名工人做體檢時，“形勢不容樂觀”的這個群體中，也包含了不少煤礦工人。

“要死，就一起死”

7月2日凌晨2點，李廷貴離世兩個小時，孫凡軍等6個漢子在思南縣“金三角旅館”失聲痛哭，“我們是生死兄弟，要死，也要死在維權路上。”

一個多月前，5月28日晚，他們坐了8個多小時的大巴，再次來到省城貴陽上訪時，曾經如古代江湖般喝過血酒。北京路一家旅館里，他們將買來的二兩白酒，倒在一個一次性的塑料杯子里，然后取出一把刀子，各自伸出一根小指，用刀割開。每個人滴了一滴血在酒杯里。杯子在7個人的嘴唇邊轉了一圈后，被放到桌子上。

他們說，儀式過后，不管各自在村里的輩分如何，在心里都是兄弟了，雖然孫凡軍得叫李廷貴為表叔。

李廷貴死后，51歲的冉如富心里有些凄惶，他不知道自己的身體是否能支撐到維權成功的那一天。小旅館內，塵肺者們雙眉低垂，神情凝重。孫凡軍抬手摸了一下臉，又迅速放下，眼角濕潤微紅。

7月3日上午，剩下的這6個人，去思南中學對面一家相館拍了合影，每人一張。

從相館里出來后，他們魚貫走進一家文具店，每人掏出5毛錢，買了一柄黑鞘裁紙刀。他們將刀從鞘里拉出來，在手指肚上摩挲鋒利程度，薄薄的刀刃迅速將皮膚翻出薄薄一層。

他們計劃，若10天后維權仍無進展，就在思南縣政府門前的廣場上，用鋒利的裁紙刀開胸掏肺，讓那些曾懷疑的人看看，他們到底有沒有染上塵肺病。此外，讓李廷貴家人在這天將李下葬，“不能同生，但愿同死。也讓思南的后人們看一看維權者付出的代價。”

這悲涼的場景，終究沒有變成現實。在又一輪協調之后，“7月16日下午，政府幫我們拍板，17日晚上大約9點左右在煤礦拿到了錢。”昨日，孫凡軍在電話里告訴記者。

拉鋸的結果是，賠償金額降低至一期3萬元，二期5萬元。

孫凡軍并沒有馬上拿到現金，他當年在文家槽煤礦打工，與其他6人不同一個地點，“老板說手里暫時沒有那么多錢。”

田景勇領到了5萬元，但他依然憂愁，“這點錢，只能買點便宜的洗肺和清肺的藥物了，要治好這個病，至少要10多萬元。”

田維芬拿到5萬元時，她的丈夫李廷貴已離開人世半月了，“我想不通，命都丟了，才拿到這一點點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