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穩定物價，保障民生，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最近會同農業部、商務部、工業和信息化部等部門約談部分日化、方便面、酒類企業，召開部分行業協會會議，就穩定市場價格、規范價格秩序事項提出建議。此舉迅速制止了個別行業龍頭企業的價格違法行為，一些企業推遲或者取消了部分商品的漲價計劃。

政府相關部門要求這些行業龍頭企業在定價時要奉公守法，不得哄抬價格、搭車漲價，履行社會責任。這意味著在政府千方百計穩定物價總水平的時候，相關龍頭企業在定價時不僅要考慮到利潤，也要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為市場的穩定和社會的和諧適當壓縮利潤空間，回報社會。對此，個別媒體和一些網民認為，發展改革委等部門的這種行為有行政干預之嫌，干擾市場機制運行。就此問題，記者19日采訪了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價格司副司長周望軍。

為何集中約談

周望軍說，去年下半年以來，以農產品為主的居民生活必需品價格出現較大幅度上漲，并帶動價格總水平上升。黨中央、國務院對此高度重視，采取了扶持生產、保障供應、搞活流通、加強監管、保障民生等一系列措施，在穩定價格總水平保障群眾基本生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兩節”期間，重要商品和服務市場價格沒有出現大的波動、市場秩序總體良好。

他說，但是，3月份以來，陸續有部分日化、方便面、酒類等企業在媒體上發布漲價信息，推升了市場的漲價預期，在個別地方出現了居民的小規模搶購現象，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場秩序混亂。群眾對此意見很大，要求政府加強監管。

為引導企業正確行使定價自主權，自覺維護良好市場秩序，發展改革委會同有關部門約請企業負責人，召開了多個座談會和行業協會會議，介紹當前宏觀經濟和價格形勢，宣講價格政策法規，了解企業經營狀況，探討維護市場秩序、促進企業健康發展的政策措施，聽取企業的意見和建議。

約談有行政干預之嫌？

針對部分網民和媒體有關約談企業有行政干預之嫌，影響市場機制發揮正常作用的質疑，周望軍強調，約談是一種溝通方式，不是行政干預，更談不上干涉企業定價自主權。政府價格主管部門一貫充分尊重企業定價自主權，堅持依法行政。

他告訴記者，“據我們了解，因勞動力、土地、原材料、燃料價格的上漲，一些生產經營企業面臨成本上升壓力，希望通過適當調整價格，疏導成本壓力”。但在實踐中，存在部分經營者跟風漲價、搭車漲價的現象；也有部分經營者采取先通過媒體對外放風，散布漲價信息，試探市場反應，然后再決定是否調價；還有個別占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利用優勢地位，頻繁調價，帶動了相關商品價格上漲，渲染了市場緊張氣氛。甚至有個別占市場支配地位、壟斷地位的企業，出現了價格違法嫌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約談相關企業，主要是重申價格法規和政策，引導企業更好地、合理合法地行使定價自主權”。

他強調，市場機制的核心，是通過市場價格的變動，引導資源優化配置，提高效率。但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是以充分競爭、信息對稱為條件的。前述市場亂象的存在，從總體看是不利于公平競爭的，造成了一定程度市場秩序的混亂。“針對這種情況，我們約談的主要目的是通過交流情況，溝通信息，引導企業更好地行使定價權，提醒經營者遵守國家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自覺規范價格行為”。這是有利于維護市場秩序，促進市場機制更好地運轉的。

約談是否能穩定物價

對于有關約談不可能真正起到穩定物價作用的評論，周望軍表示，推動物價上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成本上升的推動，也有部分產品供求結構變化的影響；既有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的輸入性因素，也有全球流動性較為充裕的深層次原因；既有社會游資的投機炒作，也有部分經營者跟風漲價的推波助瀾。因此，穩定物價也需要綜合施策、重點治理。去年以來，國家有關部門綜合運用了控制貨幣投放、發展生產、保障供應、搞活流通、加強監管等多種手段，約談僅僅是一項輔助性措施。

他說，約談效果總體是好的，大多數企業都是理解和贊成的，愿意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為穩定物價做出貢獻。部分準備調價的企業要么推遲了調價時間，要么決定通過企業內部技術進步和提高勞動生產率，消化一部分成本上升因素。“我們約談的一些行業協會和相關企業還發出了倡議書，承諾自覺遵守國家價格法律法規”。

周望軍表示，“約談”這種方式，是一種通過提前介入進行提醒、告誡的相對溫和的措施。如果對企業可能發生價格違法行為的情況視而不見，等到違法之后再進行處罰，那么，這既增加了政府行政成本，也增加了企業生產經營成本，不符合現代行政理念。“今后，我們將總結經驗，進一步提高價格調控的預見性、前瞻性和靈活性，會同有關部門更好地做好穩定物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