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媒體時代，言論閘口日漸拓寬，信息來源變多變雜，各種真真假假的傳言、猜想裹挾在信息洪流中泥沙俱下，令輿論場的復雜性驟然增加，也給輿論引導增添了難度。

年少輕狂者打傷他人，父母到醫院探視致歉，“八成是仗勢欺人給對方施加壓力”；公職人員非正常死亡，總能引發不少人的圍觀——“看哪，又一個貪官自尋短見了”。這種并無根據的揣測甚至推而廣之，變成一些人對某些特定群體的預判：“不查孔繁森、一查王寶森”，“品質好的人肯定沒法在那里邊混”……

在信息公開不斷推進但又不足以完全贏得公眾信任的轉型期，人們的一些猜測想象由于不時得到“印證”而加深，逐漸固化為條件反射式的成見。如果這種成見不斷生長蔓延，理應融洽的社會關系便有被割裂和極化的危險。這樣的情勢下，媒體應該怎樣作為，才能驅散非理性的“腐敗猜想”？

驅散“腐敗猜想”，絕非埋起頭來當鴕鳥，無視客觀存在的腐敗現象。恰恰相反，只有充分正視這一現象，才能恪守新聞媒體客觀公正的立場，才能更好地發揮輿論監督作用，團結更多人與腐敗現象作斗爭。

有人擔心，媒體曝光的貪官，會不會讓人產生“腐敗越來越嚴重”的印象，會不會影響黨的形象，消解社會信心？這些擔心雖有一定道理，但事實證明，那種捂著蓋著怕揭短的心理，只會令群眾失望。在創造條件讓人民監督政府的今天，輿論監督已經成為反腐敗斗爭的重要手段。事實是，在公眾、媒體、紀檢監察部門的合力作為之下，一些腐敗官員被繩之以法，極大地震懾了腐敗分子。主流媒體及時準確地報道鄭筱萸、賴昌星等大案要案，保障了民眾的知情權，表明了我們黨“有腐必反”的決心。

人們對腐敗的印象，大體源于兩個方面：一是本人或身邊人的親身經歷，切身感受；二是新聞媒體“重構情境”傳遞的信息。媒體分寸把握得好，有利于達成反腐共識、遏制腐敗現象、增強反腐信心。相反，如果過分渲染陰暗面，甚至炒作“日記”、“情人”等腐敗細節，就不可避免地加劇公眾的焦慮情緒，激發更多“腐敗猜想”，讓人產生“越反越腐”“無力回天”的錯覺。這提醒我們，在報道敏感度很高的反腐新聞時，不能為了吸引眼球，把嚴肅的反腐新聞變成八卦新聞、娛樂新聞；不能為了迎合獵奇心理，把反腐報道情色化，以聳人聽聞的手法滿足低級趣味；更不能挑戰法律和道德的底線，制造和傳播虛假新聞。

在這一點上，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制定的“法律打擊、預防控制、教育絕緣”三管齊下的反腐戰略可資借鑒。一方面，新聞媒體特別是主流媒體，要以客觀理性充分的報道揭露腐敗激濁揚清；另一方面，媒體一定要有高度的法律意識、大局意識和責任意識，注重傳播的社會效果，拿捏好報道的分寸。只有這樣，才能消減和驅散非理性的“腐敗猜想”，凝聚起“與腐敗斗爭到底”的共識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