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聯合騰訊理財通、騰訊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發布了中國首份《國人工資報告》。報告指出，2004年至2015年間，全國工資水平上漲了約2.95倍，其中，北京和上海在2015年分別達到了11.1萬元和10.9萬元，居全國前兩位。
進入2016年，隨著經濟增長放緩，國內面臨著較大的產業轉型升級和結構性調整壓力，企業經營業績明顯下滑，工資增長速度總體出現小幅下降。
這份報告把國人工資現狀總結為三方面特征： 一是工資水平整體仍處于上漲態勢，且幅度企穩回升。二是不同維度的工資差距依然較大，比如，東部地區工資水平最高，在各地區內部，北京、上海、西藏的工資水平大幅超過其他省市自治區；具備現代企業治理結構的外商投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具備壟斷地位的國有企業平均工資最高，且大幅超過全國工資水平，而傳統企業組織形式反之；壟斷行業、技術密集型行業、資本密集型行業和新興行業擁有較高的工資水平，勞動密集型行業、競爭性行業的工資收入相對較低。三是中層及以上管理人員的平均工資最高，專業技術人員次之，尤其是在東部地區，性別方面，“相同崗位收入差距大”的現象略有改善，但形勢依然嚴峻。
對于當前中國居民整體工資情況，主持編寫該報告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殷劍峰表示，事實上，中國的工資增速在全球是位于前列的，根據我們的測算，扣除掉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后，發達國家工資增長水平實際上非常低。發達國家在經濟危機之后，工資增長水平只有0.2到0.3個百分點，從G20國家的工資水平來看，新興經濟體盡管在經濟危機之后工資增幅在下降，但是增速依然很高，大概是在6%左右，這差不多也是中國的水平。
殷劍峰同時指出，盡管以中國代表的為新興經濟體工資增速非常快，但是從工資水平上來看，與發達經濟依然有很大差距。“中國工資增速很高，但是如果與GDP相比的話，2004年以來，除了2009年和2015年這兩年因GDP明顯下滑之外，我們國家工資增速一直慢于GDP增速。也就是說雖然GDP增長，但老百姓口袋里的錢卻沒有同樣的增長。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征，也是與其他國家不一樣的地方。”他說。
“工資增速慢于GDP增速，而工資是老百姓的主要收入來源，通過進一步分析對比可以看出，近幾年，在我們國家國民可持續收入當中，老百姓的收入占比在持續下降。我們統計發現，勞動者報酬占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從2002年以來一直到現在，這個比重下降了大概5個百分點，勞動者報酬構成了居民生活中的主要收入來源， 居民部門收入在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下降了7到8個百分點。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居民部門財產收入占比也在不斷下降。” 殷劍峰解釋，換個角度看，這也說明，經濟增長的蛋糕越來越多的被其他部門切走了。
另據其分析，從消費支出端看，由于居民部門收入占比下降，居民部門消費支出占比也在下降。“在1980年代，居民部門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是50%，1990年代下降到45%，現在大概只有37%到38%的水平，所以說我們國家與其他國家不一樣，比如說美國，美國GDP中70%是居民部門的消費，為什么這個比例這么高，是因為其居民部門收入占到美國國民可支配收入的60%到70%。消費占比多是因為收入占比多。危機之后到目前，美國中低收入家庭工資收入反彈非常迅速。”
居民部門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連年下滑，居民為什么不消費或是說不敢消費？面對這個問題，殷劍峰坦言，這就涉及到國民收入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的問題。“根據我們的統計，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環節，從2000年以來，政府部門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占比是15%，即通過生產部門的稅費獲得收入，企業部門占比是20%，甚至更高一點。進入再分配環節，非金融企業政府部門再分配之后的收入占比，我們可以看到，在2000年之前，再分配之后，政府部門的收入占比比企業高，但從2000年一直到2008年，政府部門經過再分配之后收入比企業低，所以那個時候企業覺得日子好過，但是2009年之后 政府部門經過再分配之后，他的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達到20%，超過了企業。也就是說，經過國民收入的這樣一種再分配，企業部門收入和居民部門收入占比都不同幅度的下降了。”他說，“前段時間大家熱議的死亡稅問題，因為我不是財稅方面的專家，對這個問題我不敢說，但是從收入分配結構來看，很顯然，政府拿的收入越來越多。”
“下一步，改善宏觀經濟環境的同時，提高工資性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應是中國工資制度改革的重點。”報告稱。
關于未來國內居民工資的發展趨勢，報告撰寫組認為，一是，國人工資總體上仍將處于上漲趨勢，但幅度不會如往年那樣大，而是更為穩健，二是工資差距仍將長期存在，尤其是基于技能、學歷等的合理工資差距，并將繼續發揮激勵作用，而不合理的工資差距將會在一系列政策約束下逐漸縮小，三是同工同酬將會以立法的形式得到保障，工資性別歧視及不平等現象雖然會繼續存在，但將會逐漸減少。
